Li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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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悦活》2010年第5期






摄影/张敏
绿毛衣的Yuuko，红T恤的 Kuli，黑夹克的 老顾，Jammala手鼓班的成员和来自大连的鼓友。于上海大同中学。

◎  俞力莎

12月5日是个周六，Yuuko(悠子)和往常一样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去江苏，给江阴高级中学初中部的孩子们上非洲手鼓课。面对闹成一团的孩子，她并未阻止，只是背上鼓来了一段solo（炫技独奏）。这一天气温骤降，教室里没有暖气，女鼓手额头却蒙了一层细汗，纤细的手指干脆有力地扣在鼓面上，“啪”地打出最后一个激越明亮的高音。十几双亮晶晶的眼睛紧紧盯着，不敢离开。 

临别时，孩子们依依不舍地缠着Yuuko给他们画打鼓的小人。“你们这帮孩子真不懂事，没拿到的等下次吧，一会儿老师赶不上末班车了。”学校的音乐老师焦急地看着窗外越来越暗的天色。Yuuko扬起头，好脾气地笑笑，她拒绝不了这些小粉丝诚挚的表情。在东京的时候，她去公园打鼓，兴致上来，连续打了一个多小时。甫一停下，便有个瘦高的欧洲女人流着泪走到面前，用力地跟她握手，感谢他们的鼓声让自己想起了在非洲度过的时光。“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去过非洲，但是我心里想着的都是对非洲的喜爱，并且用了所有的情绪去表现。所以，在音乐里，她飞到了她的非洲，我也飞到了我的非洲。”这个素昧平生的欧洲女人还送给Yuuko两张用照片做成的明信片，一张背面是非洲儿童，另一张则是她和一个非洲妇人的合影。随身携带的纪念物，应该是人们心头的珍宝吧，Yuuko很感动，同时也想到，跟着来自塞内加尔的老师学了好几年西非音乐，是时候去那里看一看了。 

05年，Yuuko终于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她去了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也去了老师的家乡戈雷岛（Goree）。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戈雷岛曾经是大西洋上著名的奴隶贸易中转站，几个世纪过去了，这个美丽的小岛已经不再背负“奴隶岛”的沉重命运，从这里走出去的非洲鼓手，用热烈的节奏为它在地图上重新做了标注。Yuuko很怀念在岛上度过的那两个多月，打鼓是日常起居里寻常不过的一部分，她整天和当地的鼓手呆在一起，每一段新听到的鼓曲，都惊艳得让她尖叫。“Djemebe（非洲手鼓）并不是唯一一种非洲鼓，也并不是因为有了非洲鼓，才有非洲音乐。即使是在厨房里面对着杯碗锅勺，他们也能敲打舞蹈起来。”不过，除了节日、婚礼这样的日子，他们尽量避免在晚上打鼓，因为兴奋起来的鼓手们很有可能会狂欢一整夜——直到次日清晨的阳光洒在身上。Yuuko为非洲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活力感到惊讶：“你知道么，在非洲，一岁多的孩子就已经整天在草原上奔跑了，那本来应该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年龄。” 

Yuuko的胸前一直挂着一条长链，链坠是用红、黄、绿三色小珠子串成的非洲大陆。红黄绿三色因为牙买加雷鬼（Reggae）音乐的流行而成为时尚色彩，但这个色彩组合其实又被称为“泛非三原色”，是非洲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争取黑人民权运动的象征，红色代表鲜血，黄色代表被掠夺的黄金，绿色代表非洲的大陆。哀恸的记忆或许已渐渐模糊，但和平的弥足可贵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信条。在非洲的那段日子，Yuuko每天早上都要和相遇的当地人互相问候，你问我答，都有固定的内容，她好不容易背下了那段可以边说边走上200米有余的对话，其中有一句问道：“你有和平的感觉么？”她一直记着这句话，后来还把自己在上海组建的西非鼓乐队团命名为Jammala——和平。

Yuuko和非洲手鼓结缘于10年前的某个夜晚。17岁的她在老家神奈川县鎌仓市的街头闲逛，突然听到铿然的鼓声，心中若有所动。从此以后，打鼓就成了她每日的必修课，即使到东京上大学后，她也没有中止这个爱好。只是那时候，非洲手鼓还没有在日本风靡起来，Yuuko背着鼓走过东京的街头巷尾，找不到一个可以分享同好的人，她有点想念在家乡一起玩音乐的朋友了。 

直到一天晚上，她在一个叫“吉祥寺”的电车站前面打鼓，引来了非洲鼓大师拉蒂尔（Latyr Sy）的驻足。“我听过他的名字，但那时候他在日本还没有出名，没有出专辑，也只是在酒吧里打鼓而已。”这个意想不到的机缘为Yuuko打开了一扇新门，她拜拉蒂尔为师，开始学习正统的非洲音乐。后来，她又跟着老师一起去非洲学鼓，在日本、在上海做乐队，非洲手鼓的韵律越来越深地渗入了她的生活之中，而拉蒂尔如今也已经成为最出名的在日非洲人，那种只有两个人在街头打鼓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Yuuko到上海是06年1月的事情。祖父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也在这里生下了她的父亲。这种亲切感让她在获得到中国工作的机会后，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行囊。她已经不是那个刚到东京时只满足于自娱自乐的小女孩儿，她带了许多只非洲手鼓来到上海，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来自非洲的声音，她的意愿很强烈：“一定会有人开始打鼓，一定会有一群好玩的鼓手和我一起打鼓。”一个月多后，Yuuko去听美国灵魂乐（Blue-eyed Soul）教父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在上海举办的演唱会，听到身边有人说话带着日本口音。对方叫栗田巌智（Kuli），也喜欢打鼓，玩过日本的太鼓、古巴的邦戈鼓、MPC电子鼓，对非洲手鼓却一无所知。Yuuko二话不说拉着Kuli找地方秀了一段。Kuli被震住了：“很多没有听到过的节奏在我面前好像在跳舞似的！”于是Yuuko如愿以偿地在上海有了第一个学生加鼓友。 

两个人一有空就会跑去复兴公园、中山公园打鼓，吸引了不少围观的人。他们的中文都很好，态度又亲切，不少人在鼓励之下跃跃欲试，发现居然不用识谱，听着节奏就能上手。凑热闹的人形形色色，有专业的音乐人，有想学点新鲜玩意的自由职业者，也有溜出来减压的白领。Yuuko他们很快发现，上海并不是没有人打鼓，只不过大家都是各玩各的，要么给其他乐器伴奏，要么合着DJ放的音乐打鼓，或者在家里练练节奏等等，没有太多相互交流，也没有在一起打鼓的意识和需要。Yuuko两人的出现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开始有新的鼓手闻讯而来，加入他们，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活动圈子，他们称之为“鼓聚”。来的人也不全都是玩非洲手鼓的，时不时会有人带着一些陌生乐器出现，甚至还有跳踢踏舞，玩B-box（全称Human beat-box，指用嘴模拟乐器打节奏）的。
这几年，除了上海，在北京的地坛、后海，深圳的中心公园也都渐渐有了规模不小的鼓聚，其他地方虽然未成气候，热度也在不断增加。鼓友们交流技艺，切磋心得，最重要的还是享受聚在一起的乐趣。北京的田洋原来在南锣鼓巷开一家小店，经营服装和打口碟，爱上了非洲手鼓后，渐渐开始把它当成主业来经营，全身心投入进去，因为“打鼓让我特快乐，特开心，节拍直击人心”。他租了一个地下室办起俱乐部，平时免费为鼓友们提供练习场地，周末则有老师开班授课。“其实一开始租这个地下室纯粹是为了给大家找一玩儿的地儿。我们一直在地坛鼓聚，天气变冷后特别不方便，我就想着给大家做点儿事。没想到，有好多人找过来学鼓，学了以后又一起参加鼓聚。”田洋特别喜欢鼓聚的氛围，“大家在一块儿打鼓，完了一起吃饭、喝酒、聊天，特别开心。” 

其实“鼓聚”在欧美早就是一种流行的街头活动方式，只是叫法不一样——Drum Circle（鼓圈），指大家围成圆圈，一起击鼓，共同玩出节奏与旋律。深圳的鼓友非手这样描述打鼓时的妙处：“当你熟练打出一小段一小段的solo时，你会发现你的鼓在深情地说话；当你和朋友们共同演奏同一个速度节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融入了其中，在和你的朋友们进行无需语言的沟通交流。”非手建立的非洲手鼓网是鼓友在网上的大本营。06年9月网站刚上线时，国内对非洲手鼓知之甚少，鲜有人关注，甚至两三天也没有一个用户注册。直到08年，网站才逐渐热闹起来，论坛的注册用户从最初的几百人增长到了目前的八、九千人。手鼓网论坛上的“手鼓城市”版块已经开通了12个，鼓迷们可以轻松地找到同城的鼓友进行鼓聚，少则三四人在家中聚会娱乐，多至数十人在公园里纵情欢乐。在欧美，上千人在广场上大合奏的壮观场面，也屡见不鲜。参与者的音乐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不用识谱就能上手的非洲手鼓成了最好的选择，你不可能看到有那么多人一起用钢琴、吉他或者二胡齐奏。在鼓圈里，人们可以打破都市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在当下”让音乐的律动充分浸润身心，释放压力，感受互动。 

北京的宁宁对鼓圈另有一种理解。03年，她和男友托尼在英国爱丁堡音乐节上见到了这种音乐活动方式，发现“当一群人在一起击鼓时，击鼓就成了团队所有成员的协同工作。人们成了一个整体，击打同一个鼓点、同一个节奏、同一个音符。这种凝聚力将深深感动每一个人，并使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长久地保持这种凝聚力。”他们带着这种理念回到北京，成立了托宁打击乐团，除了进行商业演出外，主要致力于在企业中推广鼓圈这种团队文化建设方式。 

上海的鼓友越来越多，Yuuko的“野心”也一点点地膨胀起来。她很早就和Kuli提过要组建乐队的事情了，彼时Kuli对非洲手鼓的认识还很有限，无法想象光凭这个就能做成乐队，跟着Yuuko越学越入迷后，才认识到了节奏的妙处，也知道了非洲手鼓绝不是单纯用来伴奏的乐器。随着第三名成员的加入，Jammala乐队有了雏形。06年的圣诞夜他们得到了第一次演出的机会后，Jammala开始慢慢地成长起来，有了五个人的规模。Kuli和Yuuko都辞掉了原先的工作，专心经营乐队，乐队有了一定的名气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们想学打鼓，08年底，他们索性办起了一个手鼓班。 

Yuuko和Kuli在大家眼中的形象，按照队友老顾的话说，就是两个“鼓疯子”，两个虔诚的非洲手鼓的“传教士”。但Yuuko觉得那是因为他们不仅对非洲手鼓，对打鼓带给他们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信念——也都怀有尊敬之心。“我的老师常常说‘你要一直走’，打鼓的时候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学一首歌的时候，做鼓的时候，跟鼓一起生活的时候，都要一直走。这个是我的很重要的一句话了。只是为了出名或者赚钱的话，肯定很容易会忘记跟周围所有事情的关系——地球的恩惠、人的良心、自己的信念等等，我绝对不想这样生活。我们的心不一直走了，我们的音乐也会歪了。” 

12月6日，上海一个NGO“根与芽”（Roots and Shoots）举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Jammala被邀请做为演出嘉宾。因为有两个乐队成员去了云南，Yuuko和Kuli叫上了手鼓班的学员们一起演出。这次演出其实是一次志愿活动，Jammala从10月底开始与“根与芽”合作“有了一个鼓，种两棵树”的计划。每当有人通过Jammala购买非洲手鼓，他们就会掏出一份钱购买一株树苗，同时劝说买鼓人也买上一株。一个多月的时间，Jammala在内蒙古的植树基地里已经有了51棵树苗。 

Yuuko说：“我们打的非洲鼓是砍一棵树，宰一只山羊做出来的,是有大自然才有声音的乐器。人也是如此需要大自然才能生活下去的。”队友老顾对这话深有同感。他在复兴路上开了个小店，卖一些来自东南亚的工艺品，都是他旅行时带回来的。虽然家在城市，每年倒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泡在山野里。他没学过其他乐器，却对非洲手鼓一见钟情，因为那用双手可以直接触摸到的声音，实在是太接近自然的一种声音了。 

把非洲手鼓当成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这种想法不仅仅是Yuuko和老顾有，鼓迷们都有自己为之执着的理想。“国外有两句口号,‘Drum No Drug’（打鼓之人不吸毒）‘Drum No Gun’（打鼓之人不暴力）。”北京的鼓友谢驭飞说，他是一个有嬉皮情结的人，对嬉皮文化中包含的那种追求自然、和平、非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推崇有加。一次内蒙古之游，同行的友人在车上放了一只非洲手鼓，闲暇时拿出来击打，茫茫草原上，谢驭飞的心一下子被抓住了。后来他又去了大理——中国嬉皮的大本营，在那里发现一间专门卖非洲手鼓的小店，他故意去结交店主，好每天泡在店里打鼓，偶尔乐颠颠地瞅瞅大理的蓝天，天边隐隐约约的白痕不知是云彩还是雪山。他是美院毕业的，平时给报刊杂志画插画，也有自己的油画画室，打鼓现在成了他最爱画的题材了。朋友要出版一本小说集，名字取好了，叫《假如灵魂拍手作歌》，他立刻给设计了一个封面：一个鸟头人立在非洲手鼓之前。朋友一看乐了，“这画的是你自己吧。” 

“我想打鼓能带给我们很多东西。音乐的、节奏的美丽，自然的力量，跟别人玩的快乐，对每一个东西带着尊敬地活下去，给我人生的神秘，给我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当中能感觉到的各种各样幸福。”因为非洲手鼓而得到幸福，这对Yuuko而言并非一句空话。Jammala的成员都不会忘记3月份在上海幸福路石榴酒吧里的一场演出，他们演奏的是一首名为Fatou Yo的非洲传统鼓曲。第一段小高潮过去以后，Kuli拉着Yuuko的手，对着台下大声说：“我爱Yuuko，岳父岳母，我会永远保护Yuuko的，所以请把你们的女儿交给我吧！”。原来观众里还坐着特意从日本赶来的Yuuko父母。在大家的起哄中，求婚在一个长长的拥吻中宣告成功，这段结缘于非洲手鼓的浪漫爱情终于在队友们的见证下开花结果。又或许根本就是一见钟情，否则Kuli不会毫不犹豫地就就报出他们相识那天的日期，是06年2月22日，詹姆斯•布朗来上海开演唱会的日子，“我们很感谢他，是他让我们认识；还有那年圣诞节，我们乐队第一次做了演出，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人世。好像他看完了我们的演出再走了似的。”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4期

◎ 俞力莎  蒲实 

当地时间3月21日晚，法国地区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以社会党为首的左翼政党支持率达到54.12%，在法国本土22个大区中的21个取得胜利，以人民运动联盟为首的右翼政党支持率为35.53%，仅在阿尔萨斯一个大区领先左翼。

此后数日，法国政局风云迭起。3月22日，萨科齐政府宣布改组，更换劳工部长、预算部长等数名内阁成员。3月23日，近80万法国民众参与了全国跨行业大罢工，要求政府针对就业、购买力、退休以及社会福利等领域出现的问题给出具体回应。3月25日，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表示自己将组建一个新的右翼政党，备战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

“法国的政党阵线一直不太稳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稳定结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劲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右翼联盟而言，德维尔潘建立新党只是分担压力的权宜之计，同时也以防右翼阵营受到萨科齐的拖累。”右翼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前总统希拉克一派与萨科齐另一派的矛盾，在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前者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持反美态度，而萨科齐的政策被称为亲美的“西方大西洋主义”外交。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法国问题专家陈露则认为：“这次德维尔潘组建新政党说明两派出现分裂，而不是权宜之计。萨科齐控告德维尔潘侵权，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两人也存在个人恩怨。” 2009年9月，德维尔潘被控在2004年总统大选时犯下共谋诽谤、共谋伪造文书、赃物和背信等四项罪名，萨科齐等人以遭诽谤受害者名义要求彻查该案件。萨科齐改组内阁的重要动作，是任命德维尔潘的盟友乔治﹒特龙主管政府公共服务和行政部门的工作，似有意削弱德维尔潘阵营的实力。
   
地区选举被视为对现政府的重要民意考验，然而3月14日首轮选举弃权率达54%与第二轮选举弃权率达47.5%。“这次地方选举弃权率非常高。这部分弃权的选民大多是原来投萨科齐票的右翼选民。他们既不愿意转向左翼，又对萨科齐政权不满，就以弃权来表态”，陈露告诉记者。“而另一半左翼选民，他们是对地方政党社会党比较满意，尤其是金融危机中，萨科齐不太管失业问题和居民购买力低的问题，而地方政党却在想尽办法挽救这些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失业者、青年学生和低收入者。”武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国祥向本刊记者指出：“萨克齐的右翼政党政府对移民和下层劳工采取了限制措施，限制他们的就业机会和参与法国经济活动，也在历来主张平等的左派中引起不满”。

3月23日的全国大罢工表明，萨科齐最大的危机来自于民意的不满。萨科齐上任以来法国经济一直增长乏力，目前失业率又高达10%，失业总人口300多万。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民调显示，参与调查的人中，71%认为政府应改变政策。在这次地方选举中，诸如公共交通、高失业率、司法和养老金体系改革等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益普索调查公司一项民调则显示，58%的选民认为萨科齐不应参加下届总统选举。陈露指出：“萨科齐本身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以他在推进改革时，项目特别多，雄心特别大。所有项目同时推进，运作得特别快，但恰恰碰上了经济危机。改革推进不太稳，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缺乏成效，进退两难。比如他的住房改革，总统一上来就提出宏伟指标，就要让所有低收入人群都能买到房子，要给他们各种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可是这笔钱从哪里来，怎么算，并没有清楚的预算作支撑。总理菲永和财政部长拉加德算得很头疼，他们的口径也总是不能够统一。”许多法国民众认为，萨科齐就任总统以来，未能兑现就职时做下的“让广大民众更富裕、让法国更具竞争力”的承诺。

但仅以这次地区选举的结果来判断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似乎还为时过早。“现在法国左右派力量基本上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要看最后这两年半时间社会党与人民运动联盟的表现如何。从现在看，地方上基本被社会党占领了，而全国政权被人民运动联盟占领，两边势均力敌。从总统候选人来看，萨科齐是一个，他的总理菲永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德维尔潘。”而左翼政党社会党方面，“第一书记奥布里夫人在这次大选中比较成功，把所有的左翼都联合起来了，她的民望有所上升。她的弱势在于她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能力还有所欠缺。社会党有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人选，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他是新凯恩斯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他表示如果党内同意的话，愿意回国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现在在右翼内部力量分化，如果经济再没有回升，右翼阵营将面临很大考验。”■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4期

◎ 俞力莎

3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宣布，美俄两国政府已就签署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完成了主要谈判，双方将于4月8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签署这一条约。《纽约时报》当天的报道透露，条约将规定美俄双方都要将部署的核弹头数量削减至1550枚，低于目前2200枚的限量；核弹头运载工具的数量将被削减至700件；双方每年进行互检的次数，从莫斯科最初提出的10次增加到18次。

2009年5月中旬美俄即在莫斯科启动了关于核裁军新条约的正式谈判，以解决1997年签署的苏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失效的问题。7月奥巴马访俄时，已与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了规定两国新条约内容的框架性文件，迄今已展开十轮谈判。其间一波三折，奥巴马于2009年9月宣布中止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一度推进了谈判进程。但今年2月，美国政府放出要在罗马尼亚部署新型拦截导弹的消息，曾遭莫斯科的质疑。

“今天，2.3万多枚核武器掌握在9个国家手中，只要核武器存在，就始终有扩散的危险，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美俄拥有世界95%的核武器，如果无所作为，将始终面临来自无核国家的巨大压力。同时，维护现有的远远超出保持威慑所需水平的庞大核武库耗费巨大，且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石斌向本刊分析说。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这次谈判中并未获得美国在导弹防御上的任何保证，进攻性武器和反导弹防御体系的关系也没在条约中以法律保证的术语阐述。美国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迈尔斯·博姆泊尔则告诉本刊记者：“我认为，在希拉里抵俄时，双方政府其实已经朝着达成最终一致又迈进了一步，只不过俄罗斯军方对于美国反导系统未能得到约束仍持有顾虑。然而，梅德韦杰夫总统与俄罗斯外长最终还是决定，他们迫切需要达成一致的协议，即使放弃那些限制条约，他们也可以接受。”

新条约当然不能被视为美国单方面的胜利，迈尔斯·博姆泊尔认为，这对双方而言，其实都是一个折中方案。他强调说，由于美俄双方在库存武器数量方面的不平衡性，“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所做的让步其实更大”。截至2009年1月，美国核力量共有约5200枚核弹头，其中作战部署状态为2700枚，另有2500枚处于储备状态，储备状态中的150枚备用核弹头可以随时转为作战部署状态。而俄罗斯则一共拥有678件战略运载工具，携带3081颗核弹头，其中大量老式洲际导弹已经面临退役。石斌由此认为：“协议将各自部署的核弹头数量限定在1500枚左右，双方仍具备足够的核威慑力。美国仍然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也表明其核战略依然保持着进攻性。在无损各自全球核优势地位及其战略支柱作用的前提下，美俄达成核裁军协议所带来的政治收益，其实远大于其中的风险。”

“最大的问题是美俄双边关系的未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樊吉社向本刊记者分析，“奥巴马上台后要做的主要事情是，修复在布什和普京时代恶化的美俄关系，使双方在战略问题上能够开始比较深入的谈判。布什政府执政时经常批评俄人权问题，奥巴马则避而不谈。在东欧，对捷克和波兰的战略部署也做了调整。美国希望在地区政策上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但是必须首先在双边关系上达成符合双方利益的共识。”迈尔斯·博姆泊尔说：“因为去年发现了伊朗在库姆的第二处秘密核设施，俄罗斯已经改变了它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而美俄新条约的签署将更有助于俄罗斯保持其新立场。”

“奥巴马政府在军控战略上的调整是明显的。”樊吉社说，“共和党布什政府执政8年，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建设趋于停滞，导致美国政府难以获得足够多的支持。奥巴马上台后最主要的任务，是要重建国际社会对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共识，重新启动核裁军进程，重新恢复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领导地位。”

2009年4月，也是在捷克首都布拉克，奥巴马发表了关于“无核世界”的历史性演说。“这是向东欧阵营传递的信号——今后这里将成为美俄相互合作而非对抗的平台。这表明新一轮核裁军是超越‘冷战’的，具有告别旧时代，进入新时代的意味。”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向本刊记者评价。■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8期




实习记者◎俞力莎   摄影◎张雷

　　2002年，沈磊辞职去了法国里昂，想给自己的人生找点新的目标。在国内从事广播电视技术工作的他，初到法国学的是计算机，没曾想两年后的一次普罗旺斯之旅，竟让一杯醇香浓郁的葡萄酒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

　　从里昂进入普罗旺斯的途中，沈磊在德隆省（La Drome）旭兹拉如思（Suze La Rousse）小镇上停下了脚步。在小镇半山上，有一座建成于12世纪的古老城堡，热爱葡萄酒的法国人在这里开设了一所举世无双的葡萄酒大学（Universite du Vin），虽然在法国不少大学都有与葡萄酒相关的学院与专业，但如此命名的却唯有这里。这所成立于1965年的大学，办学初衷只是为了教授当地的葡萄园主一些宣传、推销葡萄酒，以及法律、经济及管理方面的技能，直到1978年才真正成为一所大学。如今，和葡萄酒有关的任何课程，都能在这里找到。人们既可以来此攻读学位，也可以参加短则一日，长则数月的短期培训。沈磊好奇地体验了为时一天的初级培训，却意外发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不久后，再次来到这里的沈磊，已经成为葡萄酒大学的一名新生了，他将在这里攻读葡萄酒与葡萄酒法律硕士学位。

　　训练对葡萄酒的敏感度，是沈磊第一年里主要的学习任务。从入学后的第一周开始，他就开始了高密度的试酒训练，以产区为划分顺序，每天都要品尝三四十种葡萄酒，每两三天更换一次产区，大产区之下还包含若干小产区，最小的产区仅占地两公顷，年产量1000多瓶。两三个月下来，他品尝了不下千种葡萄酒，尽管每尝完一种酒都会清洁口腔，保持味蕾敏感度，但还是“一开始舌头都喝麻了”。不过，一两周后沈磊已经适应了这种训练，对他而言，最大的难题还是如何克服东西文化差异造成的有关味道基准的障碍。学校里本来就罕见亚洲面孔，他是仅有的两个中国人之一。他与另一个来自台湾地区的同学交流时，常常头疼于西方人的那套葡萄酒描述语言。“比如说我们常用花香来描述葡萄酒的味道，但是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金盏花，什么又是鸢尾花。再比如葡萄酒的果香，欧洲的水果要细分成草莓、覆盆子之类的红色水果，以及黑加仑、桑葚之类的黑色水果，他们的李、杏还跟国内不一样，法国的李子国内叫黑莓。”

　　为了找到味道的基准，沈磊尽可能地找机会去尝试各种味道，也养成了什么都要闻一闻的习惯。他会去农贸市场尝尝各类瓜果蔬菜，也会去葡萄地里闻一闻土壤和鹅卵石的气味，“葡萄酒里有时会有一些烧石灰、矿物质的味道，这些都来自土壤”。还可以用学校提供的众多香味瓶做辅助训练，基本上所有味道都能从中找到。沈磊还记得第一款给了他方向感的葡萄酒，“那是来自阿尔萨斯的琼瑶浆（Gewurztraminer），香味很浓，特别是能闻到中国人很熟悉的荔枝味，当时我就觉得特别亲切”。他渐渐有了得心应手的感觉，有的酒香味单纯，有的酒混合了多种味道，如香水般有前调、中调、后调的不同变化，但这些都不再是对嗅觉与味蕾的考验，而是一种自然的享受。“不过，法国对葡萄酒的规定是很严格的，不像新世界的酒很多加了香料，味道就不太容易分辨了。”

　　有些葡萄酒单宁（葡萄酒的苦涩味道）重，太涩或太酸，都不适合单饮，配餐则大有讲究。“在法国的高档餐厅里，葡萄酒和大厨的地位一样重要。有些酒是只能在餐厅喝到的，所以往往有人是先点酒再搭配菜式。”葡萄酒大学很看重学生的实习，沈磊就曾经在里昂一家米其林两星餐厅实习过两个月，主要任务是管理酒库和试酒，“带我们的试酒师在2002年曾经被评为法国最优秀的试酒师。大厨每次换菜单，都要首先跟他进行沟通，看看这段时间需要推出哪几款葡萄酒”。葡萄酒是有生命周期的，一旦过了成熟期品质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试酒师要及时把到达成熟期的葡萄酒信息反馈给大厨。“法餐总体口味清淡，讲究食材的原汁原味，所以有时候膻味、腥味较重，就需要一些带酸度的酒来调和一下，比如阿尔萨斯的雷司令就非常适合搭配法餐。”沈磊向本刊记者介绍，这家餐厅大厨的拿手菜就是里昂的地方菜，包括最出名的牛胃，而当地菜配当地酒是葡萄酒配餐时的重要原则。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牛胃搭配一款教皇新堡（Chateauneuf-du-Pape）的干红，“那款酒有一种澎湃的感觉，酒精度高，能盖住内脏的膻味.单宁细腻柔和，与肉质配合，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果香、甘草香，让人觉得很舒服”。沈磊自己最喜欢的组合则是用三四分熟的牛排搭配班朵类酒庄（Cave de Bandollet）的红酒。班朵类是他从葡萄酒大学毕业后曾经就职过的酒庄，是地中海边上的一个产区，面朝大海，三面环山，气候温暖湿润，种植的葡萄品种叫穆维多（Mouvèdre），酿出的酒“细腻，阴柔，是一种女性气质的酒”。“牛肉经过简单煎烤后，产生大量的汁液，需要用细腻的酒去盖过它的腥膻味，而且牛排口感丰富，太强烈的酒会破坏这种风味，带一点胡椒、甘草香的酒就很合适。”

　　“中餐口味重，调料多，配红酒的话，就要选择那些偏重果香、单宁柔软、口感舒适的酒。”单宁、酸度和酒精度并称为红酒的三大元素，要从中挑选合适的酒确实有些为难。相比之下，白葡萄酒就好配多了，因为它是不浸皮发酵而成的，没有什么单宁，清新爽口。沈磊很喜欢阿尔萨斯的至尊（Gentil）白葡萄酒，用了阿尔萨斯5种顶级的葡萄——琼瑶浆、灰皮诺（Pinot Gris）、雷司令（Reisling）、白皮诺（Pinot Blanc）、斯万娜（Sylvaner），酒香馥郁，有玫瑰花香，口感柔顺、细腻，微微发甜，略带些许矿物质的味道，回味纯净，很适合搭配河鲜、海鲜类菜肴。“中国人对白葡萄酒认识不多，主要是因为国内的白葡萄酒做得不好。白葡萄强调花香、果香，因此在酿造工艺上的要求更高。”根据沈磊的介绍，采摘白葡萄的时间一般在上午7点至10点，温度高了水分易挥发，“有时候甚至要半夜去采”，而在压榨过程中，需要全密封、低温条件，防止氧化破坏果香与花香，而且“不能压得太狠，因为葡萄籽里面的油会毁酒”。这样一来，“100公斤的葡萄只能酿出几公斤的白葡萄酒”。

　　“糖分较高的甜酒也很适合搭配中餐，特别是麻辣类炒菜以及甜点。法国有一个著名的甜酒产区，叫薄雾威尼斯（Beaume de Venise），那里酿的甜酒用的是当地特有的葡萄品种——小粒麝香（Muscat à Petits Grains）。”麝香葡萄往往生长在天气炎热的地区，适合酿造香气馥郁的天然甜酒。而小粒麝香是最古老的麝香品种，酿造出的酒风味独特，“比如薄暮威尼斯酒庄的红甜酒酒香丰富复杂，有突出的巧克力香味，桔畔酒庄（Domaine de Durban）的白甜酒酒香中充满多种异域水果的芬芳，有着与众不同的细腻，还间杂鲜花香和微微的薄荷清香”。

　　葡萄酒之所以有如此丰富多变的味道，土壤是最为法国人看重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对土壤的分析，也成了沈磊要学习的最重要内容。他告诉本刊记者：“法国葡萄酒这样一个概念，之所以要选择适合的葡萄品种，目的就是为了把土壤的特点充分凝聚到果实里。葡萄可以引进，工艺可以学习，唯有土壤是独一无二的。”对土壤的学习不是简单的土质分析，而是对整个产区特点的分析。葡萄酒大学所处的旭兹拉如思小镇虽然没有什么明星酒庄，但是土壤也非常有特色，下面是黏土，上面天然铺就一层鹅卵石。鹅卵石白天吸收热量，晚上释放出来，提供了相对恒温的环境。这种结构还有利于排水，使得葡萄的含糖量高。另外，同样的葡萄，种在山坡还是山脚、阳坡还是阴坡，也会造成区别：海拔上升则温度下降，采摘时间就得延后；阳光照射时间很重要，太少则酸，太多则甜。

　　“通常葡萄地因为经常要杀虫、除草，所以都非常干净，但是也有些葡萄地走进去看就像花园一样，满地小野花，还有不少昆虫、小动物，那是遵循了一种生物动力技术的种植理念。”这种技术是由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于1924年首先提出的，其宗旨是绝不施用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和任何对人体有毒害的化学产品，通过提高植株自身的自然抗病、抗虫能力，以及选择时令、运用自然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促进其茁壮成长。“比如最明显的，因为有野草争夺地里的水分，就会迫使葡萄将根扎得更深，从而吸收更深处土壤的特色。用这种葡萄酿出的酒，味道天然、纯净，毫不掩饰缺点，会偏酸，但搭配中式烤鸭却是绝妙。”

　　还有一个有趣因素就是葡萄的树龄，在法国的传统产区有不少树龄超过百年的葡萄树。“老葡萄树产量仅为年轻葡萄树的1/3至1/2，但所结果实能凝聚最大限度的糖分、单宁、香味及养料。用老葡萄果实酿的酒更有储存、升值的潜力。不过由于低产量，很多地区都已经摒弃老葡萄树而重新栽种新葡萄树了。”沈磊不无惋惜地说。

　　沈磊觉得，对土壤特点的强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确立产品特色方面是有帮助的，但在市场推销时也会给消费者带来辨识度上的困难，因为同一产区内有很多酒庄。所以法律规定酒标上必须同时标明产区和酒庄，每瓶葡萄酒都有了两个身份”。在法国，葡萄酒的各项环节，从葡萄的种植、收获到酒的酿造、装瓶、销售等都有严格规定，沈磊在葡萄酒大学的第二年，着重学习的就是关于葡萄酒的法律知识。

　　“现在法国新的时尚焦点是粉红酒（Vin Rosé)，最出名的是普罗旺斯的粉红酒。今年夏天法国的粉红酒就卖得特别好，销量大概增长了50%，其他酒的销量则都有所下降。”最后，沈磊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国内很少见到的粉红酒：“这种酒采用的是红酒的酿造方法，但是果皮的浸泡时间短，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时，因为葡萄酒的颜色主要是来自果皮。粉红酒的口感介于红、白葡萄酒之间，适合单饮，法国年轻人就很喜欢把它当成夏日的冰爽饮料，也可以配菜，搭配三文鱼、家禽、带奶油汁的菜都不错，适用范围很广。”■

“也许，虚拟世界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出一个真实世界的镜像，但从技术上来说，我可能看不到，我的孩子也未必能看到，但技术的进步永远来自于你的欲望，来自于你超越现实的想象力。”

◎苗炜   俞力莎

　　丁刚毅几乎是在《阿凡达》上映的第一时间就去了影院。作为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学院的院长、中国数字电影与数字节目联盟的副理事长，他毫不讳言，影片中所采用的数字技术在他眼中已是司空见惯。可是当镜头徐徐拉开，恢弘壮丽的潘多拉星球仍然让他为之一震，这个发生在虚拟时空里的故事甚至毫不费力地就让他三次落泪。“当妮特丽的眼中流下眼泪时，虽然明明一切都是假的，可那仍然十分感人。数据是虚拟、冰冷的，但是却在银幕上表现出了真实的人类情感。即使对于科学家而言，这种震撼力也是超出想象的。”
　　《阿凡达》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熟悉电影的人会说，这个故事来自《与狼共舞》，但熟悉电脑和网路游戏的人会说，这个电影来自《魔兽争霸》，来自3DMAX。它普及了IMAX、金属幕这样的名词，更给观众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它用技术手段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而一个真实的人最后完全进入他的虚拟角色之中。
　　数字技术加入到电影制作领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图形技术（CG技术）的成熟让“三维动画”成为众人口中津津乐道的词，在二维屏幕上表现出的人物和景物的三维立体形象，鲜活生动，呼之欲出。这种无所不能的表现力与冒险、魔幻、科幻、童话等题材结合起来，大大丰富了电影的内容。美国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这种变革出现伊始就已经预言电影将经历某种深刻的转变：从“叙事电影”模式向“景观电影”模式的转变。从《侏罗纪公园》、《泰坦尼克号》到《哈利·波特》、《指环王》……银幕上出现的是观众穷尽毕生也未必能亲身经历的奇观景象，却能让观众在光怪陆离的景象里被深度“催眠”。
　　2009年人们看到了更多的“3D电影”，从年初的《卡罗兰》、《血腥情人节》、《怪兽大战外星人》、《飞屋环游记》(Up)、《冰河世纪3》到年底的《死神来了4》、《3D版玩具总动员》（1和2）、《圣诞颂歌》、《阿凡达》……一部一部让人目不暇接。
　　“《阿凡达》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首次将‘数字表演’的概念展示在公众面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表演’电影。”丁刚毅教授说。在每个进行“表演捕捉”的演员头上佩戴一套摄像装置，距离演员面部仅数英寸的微缩高清摄像头能用广角镜头记录下演员面部最微妙的表情变化，将95%的面部动作传送给计算机里的虚拟角色，使得最后由电脑生成的CG角色与真人演员无异。
　　这部电影引发了一股“3D”潮流——索尼公司宣布，今年的世界杯将尝试用3D转播。ESPN当年能火起来，靠的就是带给观众崭新的视觉体验，现在他们也将用3D转播世界杯。体育转播与电影，一直是视觉体验的推动力，但体育转播显然在视觉刺激上落后于电影——电影可以精心计算与制作，而体育比赛向来是实时的。2008年12月，美国的NFL美式足球比赛就尝试过3D转播，当时一位记者说，“3D体验的确不错，即使比赛平稳进行，没那么多高潮，观众都会细细体会3D的效果。但这种新鲜感并不会让比赛更好看”。
　　3D应用平台HapaMe的首席技术官朱南岑还没有进电影院去看《阿凡达》，他说：“我大概从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之后就没怎么进过电影院了，电影只是一种视觉快餐，三个小时过去，就没什么留下的。”“我当然会去看《阿凡达》，会特别留意3D的表现力，看它的视角和空间感，但是，一款好游戏，会让你玩好几年。视觉刺激是次要的，阿凡达这个故事，好玩的地方在于，一个真人，创造了另一个自我，参与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在另一个世界里扮演了一个角色，这其实与游戏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朱南岑一直寻找恰当的语言来描述HapaMe是个什么样的产品 ——它是一个社交网络，同时也是一个媒体平台，每个注册用户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一个自己的阿凡达，与Second Life等虚拟社区游戏不同，用户在HapaMe里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创造出一个与现实中的自己几无二致的3D虚拟形象。在这个平台上，有夜店、俱乐部、唱片店、电影院等各类虚拟空间，商家和用户在这里活动和交易——“这是一个虚拟世界？这是一个社区？其实都不重要，关键是满足用户的要求，用户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我们不能单纯凭借技术就假想出一种需求，比如说，我们可以用3D技术完全复制出一个个城市，让每个人都扮演一个不同的自己，在虚拟城市中生活，但这太想当然了，进入一个商业领域，就要遵循商业规则，人们在网络上产生互动，一定是缘于某种需求或某个事件，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用户导入平台，发现他们的需求。”
　　丁刚毅教授也提醒记者：“你注意到了么，《阿凡达》里面其实有这样一个含义——阿凡达就是杰克的替身。人类将来在消费文化产品时，可以有自己的替身或者说代理，一个、两个甚至十个，这种体验是十分刺激的。”
　　丁刚毅说，未来的表演或电影都有可能高度智能化——“创作《阿凡达》这样的影片需要一个智能，现在用的是人脑的智能，未来可能就是系统的智能。我们称之为智能创意。这个智能创意是广义的。为什么创作《阿凡达》要动用4万个处理器？它已经是一种高度智能的、密集型计算的展示。第一步是数字化，第二步是系统化，第三种状态就是智能衍化。在第二个阶段，舞台上最重要的设备可能是一台计算机，随时随地地将你设想的规则进行实时呈现，灯光、影响与现场的歌舞、小品有一个交互，支撑、强化你的效果，甚至可以在预期观众反映的情况下做出实时的调整。数字电影也一样，它虽然是事先做好了胶片，但在播放时你会发现它仍然是通过模拟观众心理变化来实现场景、音乐和各种细节的变化，这是一种情感计算。在系统化阶段这些实现手段就都已经有了，但是你想要表现的主题，想要的交互式反映，这是一种智能判断。所谓智能判断，一是控制现在，二是预测未来，而且把未来当成一种对象去经营，去计算，去描绘。”
　　德国学者奥利弗·格劳在他的《虚拟艺术》一书中写道：“一件开放式的作品，依赖于当时观众的交互或者遵循博弈论的高级变量——作品被假设为一种游戏，观众遵循‘自由程度’而成为游戏者——这是图像失去其历史记忆和见证能力的有效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持续的技术系统为框架的、短暂的、任意的、不可再生的无限的可操作图像。作为一个独立体的艺术品已经消逝。”
　　丁刚毅教授相信，3D的视觉体验将向一种智能化的体验迈进——“电影作为作品的呈现，一定是在完成之后再发行出去给观众感受，但未来不会是这样的。游戏是什么？游戏是交互的，一个动作发出去，是会有不同变化的反映反馈回来的。那么未来你可能可以在网上点播个人电影，观众只有一个，你通过某种虚拟技术设备进入到电影场景中去，和影片中的人物进行交互，你获得的感受，应该都是在预先的计算之中的。而且一旦你去进行这种交互，那么你的行为也成了表演，你也成了角色之一。交互电影的未来是可能的。”
　　“最好的视觉体验可能还是和大自然有关，你在《2012》中看见了雪山，但如果你真的去了喜马拉雅，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种体验将比看一场电影更长久地留在你心里。”朱南岑说，“也许，虚拟世界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出一个真实世界的镜像，但从技术上来说，我可能看不到，我的孩子也未必能看到，但技术的进步永远来自于你的欲望，来自于你超越现实的想象力。”■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3期


“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事实之后，关键在于如何让人们面对现实做出改变，而不是摇摆于心血来潮和义务之间。”——乔治·马歇尔《戒碳》

◎黄燕  俞力莎

　　碳依赖，这是伴随着私家车、空调、精致饮食和进口产品产生的问题，表面上，环保是每个人的义务，但实际上人们却很难完全接受由此带来的不便。碳足迹最大的意义在于将气候变化与个人生活联系起来，并且用可量化的指标标注。简单说，这个源于英文“Carbon Footprint”的新名词，用二氧化碳排放量概括了人们生活中的一切消耗，不只是开车、乘飞机或是空调系统使用的能源，还包括消费品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如一瓶进口葡萄酒的碳足迹很可能会抵消你一周的公交出行。
　　就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丹麦展示了一个8.2米×8.2米×8.2米的立方体装置，它由12个远洋运输使用的集装箱连接而成，这是1吨二氧化碳在标准大气压下测量和存储的体积，也是工业化国家平均每人每月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全球每天排放8000万吨二氧化碳，美国人均每年排放22.9吨二氧化碳，在欧洲这个数字是10.6吨，而印度只有1.8吨。专家们认为，低排放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和普遍居住在高层单元式住宅中。但发展中国家正在向美国式生活方式靠拢——私家车、位于郊区的独栋房屋和远离城市的购物中心，事实是，人们对消费的热情远远高过对环保的兴趣。


　　碳足迹计算器：主妇的新助手

　　綦阿姨一直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一家4口人住着北京回龙观小区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做饭、供暖、热水器用的都是天然气，没有人抽烟，但是老母亲有时来了兴致会喝点白酒，儿子上班需要开车，但她和丈夫的活动半径不大，乘坐5站地铁即可，另外每年会有一次长途旅行。但用北京碳汇网上的碳足迹计算器算一算，2009年他们的家庭生活一共产生了9975.81公斤的碳排放量。计算器提醒她，她可以向中国绿色碳基金北京专项捐款1108元，用于碳汇造林消除碳足迹。当然，最重要的是，她需要在2010年调整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消费习惯，从源头上减小自己的碳足迹。
　　9975.81公斤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数字，因为这款碳足迹计算器只是根据衣、食、住、行、用5个方面设置了21个基本参数，綦阿姨家的实际碳排放量应该超过这个数字。不过这已经足够说明家中的能耗结构，“住”产生的碳排放量最大，占了52%左右，“行”其次，占了41%。她皱皱眉，一年将近3000度的用电量确实是太高了，产生了2355公斤碳排放量。
　　在网络上逐渐流行起来的碳排放计算器，从侧面证明了公众对低碳生活的积极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期间，腾讯网在自己的“哥本哈根专题”频道上链接了碳汇网提供的碳足迹计算器，有185.7321万人次点击进行使用。姬宏旺是这款网络版计算器的开发者，他最近刚刚配合北京中山音乐堂“零碳音乐季”的主题，制作了两个自助式的碳足迹计算器，又要马不停蹄地为深圳的公司开发企业版碳足迹计算器。“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款类似的碳排放计算器，本质都是用量化的方式追踪使用者的碳足迹。购买的1件衣服排碳5.7公斤，消费的1公斤肉类排碳1.24公斤，用电1度排碳0.79公斤，燃烧1立方米天然气排碳2.17公斤，乘坐飞机出行100公里排碳27.5公斤，乘坐一站地铁排碳0.1公斤……这里实际包括了两类碳足迹：第一碳足迹，即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化石能源，比如开车、发电等产生的碳排放量；第二碳足迹，指消费者使用各类商品时因制造、运输等过程产生的隐藏在商品中的碳排放量。”
　　碳排放计算器其实已经算不上是新鲜事物。2007年6月20日，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第一款碳排放计算器。该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1万吨，其中40%直接来自个人和家庭活动。鉴于很多人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通过自身行为帮助对抗气候变化感到非常困惑，这样一种计算工具被认为能有效地帮助公众知晓、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每天拽着鼠标做一下数字的加加减减，真的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斯·桑斯坦和理查德·泰勒发现，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家的电费比邻居家电费的平均值要高的话，通常会明显降低每日的用电量。同样，在英国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住户每天都必须看电表的话，至少能减少25%的用电量。
　　美国的环保网站“减碳拉力赛”（Carbonrally.com）在它的用户中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它把各种环保行为折算成减排量后进行记分比赛，有一个比赛题目是两天不吃肉，这样就能减排13.2磅。另一项比赛号召大家每晚关掉电脑，并坚持一个月，这样就能减排51磅。每个比赛项目都在介绍一种减少碳足迹的基本方法：把肉类从食谱中划去，减少驾车和坐飞机的次数，节约用电或使用高能效电器。比赛胜者会得到购物袋之类的小奖品。网站创始人贾森·卡拉斯说：“我们的比赛题目只涉及一点一滴的减排量，但这会积少成多。”
　　在地球之友网的马丁·威廉姆斯看来，现在流行的碳计算器可能夸大了个人应该承受的气候变化冲击。“我并不是说有谁可以逃避责任，但面对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时，我们确实需要更强有力的推动者。”他举例说，在公共交通不够发达的城市里放弃开车出行非常困难。德国的弗赖堡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好的例子，这座欧洲著名的环保城市以利用太阳能、节能住宅和发达的公共交通而闻名全球，所有高层建筑上都遍布太阳能电池。按照2000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居民购买太阳能设备后政府会收购个人结余的太阳能，以此来减轻人们的资金负担。弗赖堡很少有人装空调，而是在建筑房屋时通过厚达3米的外墙和真空玻璃来保持室温。弗赖堡大学博士胡海燕告诉本刊记者，她拥有驾照，但没有自己的汽车，“不需要汽车，弗赖堡有600公里的自行车道，1/4以上的弗赖堡人骑自行车出行”。弗赖堡的公共交通网络由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短途火车构成，价格亲民的月票可以在整个公交网络内随意乘车，这里平均1000个人拥有400辆汽车，是德国城市中最低的。弗赖堡绿色城市国际事务部的佩特拉·赫斯向本刊透露，弗赖堡1996年定下的到2010年减少碳排放25%的目标虽然难以实现，不过新的目标中到2030年整座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将降低40%。　　　　　　　　　　　　　　　　　　　　　


         一包薯片的碳足迹标签

　　开始了解碳足迹的概念后，你也许会进一步考虑，自己在超市购买的一包薯片能够产生多大的碳足迹？如此精细的问题你可能无法通过任何一款简易的碳足迹计算器来计算，但是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答案——因为那就印在包装袋上。
　　2008年12月，农业研究员艾德里安·威廉姆斯参观了伦敦的一家乐购（Tesco）超市，货架上的沃克斯薯片从2007年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标注碳排放量的品牌。他与购买薯片的顾客进行交谈，发现他们都注意到了包装袋背面注有一个碳排放量，但是并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来之不易。为了给沃克斯开发碳足迹标签，研究人员需要将作为原料的植物（葵花籽油和土豆），以及这些土豆使用的肥料和杀虫剂等统统考虑进来，计算所需的总能量。接下来，他们把收集土豆的柴油拖拉机所需的能源，切、洗、储存和包装土豆所需的能源都计算在内，还要加入包装及印刷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运输薯片到商场消耗的石油。最后，还要对空袋被投掷到垃圾桶、垃圾车收集空袋、驱车到堆填区掩埋等系列行为的影响进行评估。到了年底，研究人员终于能够计算出，生产一袋薯片会释放75克温室气体。
　　“当商品在贩卖时，除了要标明生产时的碳足迹标签外，若能一并标示商品在生命周期内，所可能消耗的能源及碳排放总量。如此一来，消费者才不会被商品价格所迷惑，而愿意选择价格较高的节能商品。”高呼“别人减肥、我减碳”口号的张杨乾是台湾地区的减碳达人，“低碳生活部落格”的创立人。他有过一个记忆深刻的教训，2007年终时，他趁特价买了两条西装裤，裤子穿脏后一直按照洗涤标示送到洗衣店干洗，直到后来老板跟他提起，干洗其实是用石油在洗衣服。由于洗涤方式不同，干洗两条西装裤中所排放的碳足迹，也许将会是可水洗裤子的数百倍，而一年的干洗费也足够再买两条同款式的裤子了。
　　乐购已经要求所有供货商都要在产品上注明碳排放量，以供消费者进行选择。其自有品牌的厕纸，每张产生1.1克碳排放量，比标准的1.8克碳排放量少了0.7克。然而，英国《卫报》的专栏作者里奥·西克曼对此发出了置疑之声：“商品包装上的这些额外信息能够改变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吗？下一回，面对厕纸大家也许会战战兢兢，但会因此少用几张吗？仔细想想，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碳标签。实际上，它巧妙地将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责任全都推给了消费者。乐购把好的、次的、劣的……各种等级的商品都堆在货架上，把选择的问题留给消费者，让他们站在过道里抓耳挠腮、反复思量每一种厕纸的碳排放量。如果他们愿意拿走货架上所有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商品，我会更欣赏他们对于环保的诚意。”
　　这一批评令人联想到，许多具有巨大减排潜力的消费方式，其实都是在现代商业营销方式的纵容下产生的。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孟雨岩博士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超市电耗70%用于冷柜，敞开式冷柜电耗比玻璃门冰柜高出20%，由此推算，一家中型超市由于采用敞开式冷柜每年需要多耗电8万度，相当于19吨标煤，相应产生48吨碳排放量。如果大中型超市普遍采用玻璃门冰柜，顾客购物时只需举手之劳，一年便可减少大量的能耗和碳排放量。
　　现在的环保趋势似乎在给生活中的一切都打上碳标签，不仅是生产，还包括包装和运输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就连最传统的法国葡萄酒庄都开始尝试用重量更轻的塑料瓶来代替玻璃瓶，据估算这样做能使每瓶葡萄酒的碳足迹减少25%，但仍然有环保人士担心碳足迹会成为新一轮炒作噱头。在欧洲，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食品和快速消费品企业都计划在产品包装上印上它们的碳足迹，但这恐怕只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无法真正让人们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更多人加入低碳行列，而不是通过购买薯片。”《戒碳》（Carbon Detox）的作者乔治·马歇尔提醒人们。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低碳产品的制造本身却要以更高的碳排放作为代价，其中公认为环保主力的新能源产业本身正是碳排放大户。2009年《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纠正气候变化的计算错误》的报告，文章认为，新型生物燃料与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致相当，如果考虑到生产生物燃料时产生的碳排放，比如肥料、农药和对森林的砍伐等，它的单位碳排放水平甚至可能高于汽油的碳排放水平。就连看起来完全绿色的太阳能也有排放隐患，光伏电池的主要原料是多晶硅，而生产多晶硅过程中的能耗十分惊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能源课题组估算，中国作为太阳能电池出口大国，2009年每生产1千瓦的多晶硅光伏电池组件能耗约在2600千瓦时，多晶硅在制造过程中还会产生四氯化硅等有毒物质。除此之外，很多替代能源项目如煤制油、煤制气等在生产过程中也要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环境影响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每个答案背后可能藏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使普通家庭主妇也可能面临着“洗碗还是洗碗机”的问题，在节约水资源和电能之间你选择哪个？可惜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


　　零碳生活的家庭试验

　　1月8日，陈婉宁步行来到北京东华门街道办事处韶九社区，看到被居民挤得满满当当的活动室，有点小小的激动。她在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工作，这次的任务是来征募参加2010年“低碳家庭”项目的志愿者。第一期主题是“节能安居”，计划先在北京地区招募50个家庭进行试验。他们专门从台湾地区购买了电耗计量仪，希望借助量化手段，对志愿者家庭进行能耗与居家空间的检测，协助各个家庭制定节能减排方案并展开实践。因为这天是周五，来参加说明会的都是退休在家的老人，婉宁担心老人们不能一下子理解“低碳”概念，还特意准备了一些视频短片和小游戏。但是这种疑虑似乎是多余的，她很快就拿到了30份报名表。正如社区书记吴祥明所说的：“刚听到‘低碳生活’这个词的时候，觉得有些高深莫测，但了解之后，发现这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社区一向有节能减排的传统，以前就评比过绿色家庭、节水家庭、垃圾分类示范家庭，每个季度还会办社区跳蚤市场。”
　　“在我和家人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中，会尽量地不浪费，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贯彻了低碳理念。我觉得我们家在用水、用电和垃圾处理上还不够精细，需要改变一些日常习惯以减少甚至杜绝浪费。”卞学忠是最早报名参加“低碳家庭”的志愿者之一。他家里有个婴儿游泳池，6个月大的孩子每周都要游3次泳。剩下的水怎么办？洗衣、拖地、冲厕所——怎么将生活用水做到二次利用甚至三次利用，是他和爱人常常在动脑筋的问题。虽然有暖气管道，但是因为怕孩子着凉，偶尔还得开一开空调，于是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照明用电和电器的待机能耗。既然用电脑的时间更多，干脆淘汰了电视机，至于微波炉、饮水机等非必要电器更是一概不见踪影。卞学忠觉得低碳生活不是不要生活，而是简单生活，所有支出与消耗以满足必要的生活为准，以不浪费为准。
　　卞学忠住的房子是1999年左右建的塔楼，建筑材料的保温节能效果很不好，遇上今年这样格外寒冷的冬天，有时免不了暖气、空调一齐上阵。因为是集中供暖，白天上班人走屋空，照样供暖，热量却白白浪费了。他提了两个希望：一是政府可以对已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植，为个人的低碳生活提供环境保证，减少能耗需求；二是政府改变供暖收费模式，以实际能耗为计费单位，将个人利益与能耗支出捆绑，从而杜绝浪费。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康艳兵研究员一直致力于建筑节能研究与能源系统分析，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比重已经达到22%～25%的水平，北方地区的采暖能耗超过了当地社会总能耗的40%。因为我国大部分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差，门窗的空气密闭性差，导致我国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约为同纬度气候相近国家的2～3倍左右。北京在执行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后，一个采暖季的平均能耗为20.6瓦/平方米，仍然比纬度相近的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高出近1倍。
　　根据康艳兵的说法，建筑节能的最大瓶颈并不在技术上。仍然以供暖为例，采用燃煤供暖的话，大锅炉集中供热的效率更高，但如果使用天然气，集中与否燃烧效率都是90%，可是北京现在却陆续新建了多座大型天然气锅炉房，反而在传递过程中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还有一个障碍是在现在的供热收费体制下，居民用热不能自己说了算。许多新建的小区其实都安装有采暖末端供热调控装置，即使是集中供暖的老楼，也可以联系物业安装一个温控阀，装置简单，成本也很低，可是，“如果仍然按照面积收费，老百姓从自身意愿上就根本没有购买节能产品的积极性，有时候供暖过热，宁可开窗散热”。早在2002、2003年，长春、沈阳等城市就已经建立了供热计量收费的试点，但是一些现实问题导致了试验的流产。从国外进口的价值1000多元的热计量表，用上一个采暖季就被水中的杂质腐蚀，成为废表。另外，由于热本身具有的传导性，实行计量收费也同样会产生公平问题，有的家庭可能会过度节约用热，甚至停热，与此同时，相邻住户家的热量却会被吸收过来，导致他们为了保证室温增加暖气用量，产生额外负担。
　　“建筑能耗的最终用户是物业公司、老百姓等广大社会公众，分散性非常强，所以建筑节能是公益性很强的、市场失灵的典型领域，需要政府部门优先抓，通过政策、机制和经济激励手段进行推动。”康艳兵同时是发改委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进行的“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灯项目”管理办公室的主任，他觉得绿色照明工程的推广其实已经为建筑节能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低碳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低碳出行，也遭遇了类似的政策瓶颈。胡卉哲是自然之友“低碳出行”项目的负责人，骑车上班时经过北京西直门外大街，每次都会下意识地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条路在规划被定位为一条纯机动车快速通行的道路，所以是没有自行车道的。但是设计者没有考虑到这里是老城区，周围居民的机动车占有率并不高，大多数人使用自行车出行，结果反而造成了这条路上机动车、自行车间杂交错的混乱情形。”
　　胡卉哲对北京的情况更是深有所感：“北京人骑自行车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100年了，这座城市地势平坦，原有街道的布局早在汽车发明之前就已经形成，非常适宜自行车出行，无论是骑车习惯，还是道路格局，停放、修理网点，都非常成熟完善。可是大约2005年左右，对自行车道的挤占、对骑行人路权的侵害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如今的北京，基本形成了机动车、公共交通工具与自行车三者出行率为3∶3∶3的交通格局，这个比例在胡卉哲看来是很不正常的，每座城市的交通政策里，都应该规划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出行方式。“美国、澳大利亚的许多城市都是定位为汽车城市，伦敦、巴黎还有北欧的城市，则是公共交通先行的思路。北京的交通政策有过两次变化，2000年前是以机动车为先，2003年开始将公共交通作为重头。北京原来就有很好的自行车出行条件，现在也无需重建，我们考虑的应当是如何使其融入现有的交通格局。”
　　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自然之友向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交了对《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提出：“自行车在现有公共交通系统中具备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可以解决市民公交出行中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如果自行车出行和其他公交出行方式形成有益接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低碳出行的环境和条件，增加低碳出行的市民数量，从而减低首都道路交通中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

发表于《悦活》2009年11月号

◎ 俞力莎
          

        鳜鱼感叹：“只有骑车能够将人的体能利用到淋漓尽致，即使在完成马拉松全程，或是登顶博格达雪山的时候，我也没有试过累得这样彻底。”这个带我走上单车旅行之路的男人，一直充当着我最可靠的搭档。 

       不确定的路线图

        对于国内的骑行者而言，最经典的长途路线莫过于进藏的八条线路。西藏是每一个旅行者都不能拒绝的圣地，而进藏线路的好处更在于它的成熟完备，尤其是关于川藏线、青藏线和滇藏线的攻略，在网上随手一搜，都能翻出一大堆帖子，从详细的公路里程图、海拔高差示意图到各种食、宿的推荐，应有尽有。鳜鱼的第一次单车体验，就是在滇藏线上完成的。

        不过，我的经历有稍微有一些不同，因为我的两次单车旅行，选择的都是不太为人所知的路线。比如这一次，我和鳜鱼就是冲着传说中今年6月刚开通的泸亚公路去的，因此出发前定下的路线是成都—理塘—稻城—蒙自乡—泸沽湖。蒙自乡之前的路不是国道就是省道，路况明确。而自蒙自乡开始的这条泸亚公路，有关信息实在是寥寥无几，GPS导航图上更是没有完整显示，只有几篇新闻报道帮我们确定了沿途的几个地标：蒙自乡、固增苗族乡、桃巴乡、屋脚蒙古族乡和泸沽湖大咀村。网上有两三个驴友也在打探这条路，但是还没有出现任何骑行攻略。 

        虽然没能找到明确的路线图，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动摇，上一次骑行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尝试的信心。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单车旅行，鳜鱼为我的毕业旅行贡献了一个诱人的建议：去东北，从海拉尔骑行到漠河。我在详细翻查资料后，又进一步将这个计划明确了：我们将经过呼伦贝尔草原，伴行额尔古纳河，穿越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抵达神州北极。在这条陌生的路线上。我们硬是凭借着一些零碎的信息和几个确定的定标，边骑边打探，从众口不一的描述中抽丝剥茧，成功拼凑出了一份北游路线图。

        骑行并不只是牛人的事业，但是为了抵达那些一心向往的桃源仙境，绝对有必要进行自我体能训练。很多人都觉得我看上去柔弱文静，不相信我会爱好户外运动，喜欢单车旅行。确实，骑行是一项需要身心配合的活动，尤其对于一个女生而言，如果不能够克服心理上的怯懦，充分调动起体能潜力，是很容易为长途骑行的辛苦所挫败的。譬如这一次，因为知道一路需要在高海拔上翻越数座大山，我选择了颐和园—温泉村—军庄—妙峰山的往返路线进行训练，妙峰山有21公里连续盘山公路，在北京周边的骑行路线中属于中上难度。训练内容主要包括：了解自己的体能状况，熟悉单车性能和变速器调整，进行针对性的路况训练（这次主要是爬坡）。如果有时间进行长期训练的话最好，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

        在路上

        捡好行囊，将山地车送往火车站托运，一切就绪。不过别急，在上路之前，最后一次审视自己：是否已经怀有足够的热忱去踏访自然，是否已经储备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之地？
        
        所有的旅行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开端。从成都到理塘，我们将骑行在著名的川藏公路南线，即318国道线上。这段路，只要在网上搜索“川藏线骑行攻略（南线）”，你将能找到所有有用的咨询，每天的骑行里程、食宿之地都可以参考上面的推荐——每相隔不到100公里就一定有县城村镇之类可供休息的地方，即使在大山里面，也有护养公路的道班及兵站。你还可以阅读众多驴友的骑行日记，事先预习沿途的美景。基本上需要自己出力的只有三件事：一是打听路况，每年七八月份渐渐进入雨季，正是泥石流、塌方易发季节；二是查看天气预报，在骑行途中淋雨生病还是很忌讳的一件事；第三，自然就是骑车了。
 
        骑车时最大的挑战就是爬坡。虽然出发前我们已经进行过体能训练，但在川藏线上，还是要小心了，因为需要翻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山，高原反应可不是闹着玩的。对于高原适应力强的人，一般高原反应症状在1-2天内可以消除，适应力弱的需3-7天。幸运的是，我和鳜鱼都有过高原经验，没有碰到太大的问题。尽管如此，在高海拔上爬坡还是让我感到了体力不支，我的爬坡速度渐渐降低到了每小时6公里以下，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没办法在天黑之前赶到计划好的宿营地。如果团队中有人遇到我这样的情况，那么请男士们像鳜鱼一样发挥绅士精神，牵引你同伴一小段吧。

        虽然爬坡总会有一些技巧，但本质上还是一件体力活，真正需要胆识和智慧的是探路。

        从理塘到稻城一路沿着216省道前行，基本上也很顺利，我们的难题是在稻城县城以南73公里处的日瓦乡（即香格里拉乡，距离亚丁风景区37公里）遇上的。那一日，原定的计划是要骑到20公里之外的蒙自乡，谁料停车吃饭的时候竟然打听到一个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消息：泸亚路在蒙自乡的那一段还没有修通，今年炸了几次山，都失败了。

        鳜鱼不甘心，四处打探。有一个家里开旅店的乡干部告诉我们，走山道，两天时间能转到泸亚路上，但是人走得，马骑得，单车就只能推着扛着了。我们虽然托他帮忙联系向导，但是心里都没什么底：路难走，不确定因素又实在太多。焦灼之际，鳜鱼突然想起来，稻城一家咖啡店的店主曾告诉他，1年前有一个老外骑着摩托车取道巨龙乡走通了去泸沽湖的路，乡干部也证实了的确有这么一条路能通摩托。虽然前往巨龙乡的唯一通道在距离稻城县城八公里的地方，意味着我们必须先原路返回，但相比之下，这条路线听起来似乎更为可靠。鳜鱼沉思了片刻，问我：“你怎么决定？“ 

         我立刻果断地回应鳜鱼：“我们明天就去巨龙。”事实证明，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只可惜，在从巨龙乡前往木里县麦日乡的路上，鳜鱼的车不幸罢工了，虽然鳜鱼带齐了必备的修车工具，但除了更换后花鼓以外无计可施。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们只能盼望着碰到进山收松茸的小面包车。最后，一辆蓝色大卡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本不适合它出现的窄小土路上，成了我们的救星。原来，这辆车是麦日乡为了运送修建小学校的材料而特地买的。当晚，在麦日乡的藏民家里，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也成功打听到了前往泸沽湖的路线：从此地翻山70余公里可以到正在修的泸亚路上，摩托车三小时能到。

        骑行者群像

        骑行者从不孤单，即使单枪匹马出门的，亦能在路上呼朋引伴，尤其是在进藏的路上，总能看到萍水相逢的人们，汇成浩浩荡荡的一支大军。

        我和鳜鱼见识过形形色色有趣的车友，有和我们一样的情侣档，每每默契地相视一笑，享受最浪漫的骑行故事；也有上阵父子兵，一辆双人车载满温情，小小男子汉在父亲身边渐渐长成；还有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老年骑行队，谈笑风生，飒爽英姿绝不输给年轻人；甚至有人骑着二八大车，却蹬得飞快；不乏车后飘着鲜艳小旗的，各种爱国、励志口号惹得旁人也不免激情澎湃；当然，还有那个车筐里端坐着宠物狗的女生，总觉得是很有生活情趣的。

        在我面前，有着五年车龄的小焉大概就可以称自己为前辈了。当我发短信炫耀自己已经抵达稻城的时候，他毫不示弱地反击过来：“我正在青藏路上泡温泉。”我想他最得意的经历大概是骑滇藏线的那次，在一辆辆越野车之间穿梭而过时，听到一个女孩趴出车窗大声呼喊“带我走吧”。乐晕了的他免不了憨憨一笑，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放在平时我是不信的，不过在骑行路上，这种体力了得，小兽般上窜下跳的人物大概是容易获得注目礼的。孰料他后来又老实交代，那次是因为前面塌方堵了很久的车。第一次上路前我曾经向他讨教，累到不行的时候怎么办，他回复给我：“觉得骑车也是要一步一步的，车轮是要一圈一圈的，地平线是一条一条的。无论我们怎么说着泄气的话，都是会骑下去的。”

        我们还遇到了一支特别的清华三人骑行团，最先开口和我们聊天的王旭爱笑，有很强的表演欲，体力一般，但是很懂得如何在户外把自己打理得舒舒服服的；大个子翟伟明绝对是体力超人，随身带着有GPS功能的PDA，跟着他走有可能会绕远，但是绝对不会迷路；李竞则是植物爱好者，经常停下来安静地拍摄小花小草。听完他们的骑行方案后，一般人大概只能瞪大了眼睛，连声感叹“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的骑行方案有一个长长的标题：“雪山—草原—森林，亚丁·三神山 混合地形 山地自行车大转山”。每个听说过转山的人大概都能立刻意识到：这条徒步路线基本上不适合骑行，就像转完山后王旭对我所描述的那样：“带自行车上坡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艰苦，有的地方道路泥泞狭窄，推车如同推磨，有的地方碎石林立，只能把车子扛在肩上。还有的地方是山腰间的狭窄小路，骑在那上面绝对刺激肾上腺激增，但是感觉也很爽，窄窄的小路蜿蜒，一侧就是刀削般陡峭的山壁。”不过，骑车与徒步最大的不同是，风景的密度很大，你能给人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这也是我们喜欢将自行车的技术、速度与徒步路线美丽的风景结合在一起的原因”。正是这个充满想象力和挑战性的想法，令他们在众多进藏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某户外运动品牌09年度单车骑行类的户外奖学金。王旭回味着那个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的地方，恋恋不已：“风景美得让人发狂，真的很难集中全部注意力到控制自行车上，于是只好下来推车看风景。”■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　

◎ 苗炜 俞力莎 何潇



　　锦鲤和苔藓

　　上海高邮路5弄，住着爱栽种苔藓的陆宇星，爱侍弄锦鲤的苗润华。不过，毗邻而居的两人这还是第一次碰到一起。“哎呀，这些鱼都要成精了吧！”十几条色彩斑斓的硕大锦鲤搅动一池波光粼粼，一下子就把陆宇星给震撼住了。

　　“这些鱼基本上60多厘米长，还不算大的，上海最大的锦鲤有90多厘米。”苗润华看到来客如此着迷的样子，免不了有几分自豪，“最主要的品种是御三家，包括那条双色的‘红白’，背上有黑斑的‘大正’和‘昭和’。黑色的‘落叶’，秋天会变成落叶的颜色。那边是‘黄金’、‘孔雀’、‘五色’……对了，那条‘茶鲤’的生命力最强，还特别爱亲近人，你手里拿着鱼食，它想也不想就靠上来了。有一次我在它头上发现了几道抓痕，估计就是闯进来的野猫拿尾巴逗它上当的。”

　　“不过，这么大的鱼，估计猫想搞也搞不定。”陆宇星乐了。原本就酷爱小动物的她，因为怕弄坏自己的植物，不得不舍弃了养宠物的乐趣。但看见满池的鱼，连连追问起了饲养锦鲤的细节。

　　锦鲤在生物学上属于鲤科，是一种完全由人工培育成的品种。古代养鱼人通过对变异的鲤鱼进行不断筛选和改良，才培育出身姿雄健、美艳华贵的锦鲤。关于锦鲤的起源地众说纷纭，唐代诗人陆龟蒙已有诗云:“丝禽藏荷香，锦鲤绕岛影。”但是，一般公认它是在日本才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日本人将其奉为国鱼，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在锦鲤的养殖体系里，日本锦鲤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苗润华说，日本锦鲤鱼场大多是家族式的，每一家都有专攻的品种，从而给锦鲤文化打上了各自家族的印记。

　　正所谓“养鱼先养水”，苗润华不无得意地说:“我敢讲，在整个上海，我这里的水质都算是最好的几个之一。”他的鱼池长6米，宽3米多，深1.6米，蓄水近30吨。水循环过滤系统占了前期投入中最大的比重。即便如此，还是得每隔两三天就换一次水。当然，在将锦鲤移入鱼池前，还必须先投入一批普通鱼，以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我们管这个叫‘闯缸’，其实就是敢死队。”

　　养了3年锦鲤的苗润华说自己还处于刚完成新手试练，准备开始升级的阶段。目前他拥有的锦鲤中，有的是花几千块钱购得的，更贵一点的有用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跟朋友换来的，但还不算是很名贵的品种。“锦鲤是不能随便养的，还是要先把它们的习性都摸熟、摸透了才行。”他说。

　　身高1.8米多的苗润华是南方人里难得一见的大个子，练田径出身，还差点被上海市体育局送去苏联进修。他小时候住在松江边，对水有特殊感情，在水边看看鱼、发发呆，就能消磨掉一个下午。“原来上海水网密布，现在地名里带‘浜’字、‘江’字的，从前都是水域，可惜都被填掉了。我现在养鱼，每天都可以在院子看一看，从中吸收到好的信息，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按摩。”

　　欣赏锦鲤，主要是欣赏它身上的斑斓多彩的花纹，鱼友称之为“模样”。对于苗润华而言，每一尾锦鲤都是造物者的一个创意。有的鱼身上，深浓浅淡的墨色斑纹，勾勒出层林尽染的意境，恰似一幅泼墨山水；有的鱼身上，五色交织，则像是一幅抽象画。“有的中规中矩，有的很有性格，模样个个不一。”苗润华感叹这无疑是自然的妙笔神韵。在上海养锦鲤的人不多，苗润华和几个要好的鱼友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圈子，每周都要聚一聚，坐在茶馆里聊聊鱼经。“每条鱼的样子我们都已经烂熟于心了。”

　　陆宇星之前住在巨鹿路上，搬到这里才一个多月。轻轻地推开她家那扇绿漆雕花铁门，便是一方精致的院落，栽着小型绿植的盆盆罐罐错落有致，深灰色砖石地面上散落一地初秋的落叶和枯萎的桂花。院子侧面有一个用旧木板搭建的工作台，台子上，旁边的木架子上，摆满了大小的器皿、玻璃瓶、陶土罐，铁皮桶……好像一个实验室。

　　曾于日本庆应大学就读法律专业的陆宇星，因为简简单单的一句“喜欢”就改行学起了建筑师。后来，她爱上了侍弄绿植，用不起眼的苔藓、蕨类植物和淘来的玩具小人创作出别具一格的微观盆景。2007年开始，她开了一个名为“植物生活”的博客，引来不少“粉丝”，有不少人都误以为这就是她的正业，她也顺水推舟地将私人工作室冠以了“苔青(MossGreen)”的名称。

　　“植物本身是生命，就像养孩子一样，不可能养一养就丢掉了。”对生命的尊重让她在栽养植物时变得格外讲究，“既然人活着是一定要清洁自尊的，植物活着也得是这样的。我非要替植物这样想。”所以，她把每一个花盆都当成植物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花盆里的土看成是植物的被子。她看不得植物蓬头垢面，老旧的部分要修掉，健康的枝叶要梳洗得整洁。有时，她也愿意留下一节枯枝，几片黄叶，但那是为了纪念岁月的痕迹，而不是无心的忽略。

　　“我不太养草花类植物，其实草花也很漂亮，像欧洲园艺里就常用大片的草花拼图，非常绚丽斑斓。但是草花只能开一段时间，而且很多是一年生的，下一年又得铲掉重种，养起来太麻烦。我还是最喜欢本地的落叶类植物，一年四季能不断变化，春天会出新芽，夏天也许开花，秋天可以看红叶，冬天又是另一种感觉。满园新绿是最美的时候，我不喜欢太暖的颜色。当然，对着这么多的绿色，偶尔也难免会有一点厌倦，那时候我就会跑出去买件鲜艳的衣服，给自己制造一点新鲜感。”

　　喜欢植物的陆宇星自称是一个有城市情结的人，在她创作的盆景盆栽里，专门有一个系列命名为“都市简约”。而在另一组童话般的“微观世界”系列里，在椰林散步的情侣、在高尔夫球场上挥杆的球手，在绿茵场上奔跑的足球运动员，在小岛上休憩的泳者……各式各样的小场景其实也蕴藏了城市人对自然的探访与亲近之心。“其实，节奏再快的日子，总还是有一些闲下来的时间，那么就局部地享受一下好了。”在她看来，奔波不息的城市人，真应该停下脚步来好好观察一下植物，把植物当成自己的参照物。“植物一生中的姿态都很优雅，哪怕是死去也是干干净净，悄无声息的。有句话叫无欲则刚，植物对生存的要求真的很低，给它一点阳光、泥土、雨露，就可以活得很美。但人的欲望往往太多，太强烈，就总有满足不了的时候。”

　　朋友们从她这里获得了对苔藓的新认识，直立型的金发藓、白发藓，平爬型的灰藓、羽藓，还有藻类、蕨类植物也无不是形形色色。陆宇星不时写一些DIY的教学帖子，比如用铁丝编织成可以养草的笼子，用泥巴和苔藓捏出饶有生趣的苔球，用松果制作别致的花炭，以及自制腐叶土变废为宝等等。不过，她特别强调一点:“如果自己居住的地方找不到苔藓，郊游的时候留意一下吧。还是没有？也可能那一带的大环境本身不适合苔藓生长，那也没什么吧。刻意从环境完全不同的远方辗转找来，多半也养不好。玩植物的乐趣就在因地制宜，不同地方，不同的植物，构思不同的玩儿法，那才是达人本色。”

　　阳台上的竹篱桃花

　　章冬琴9岁离开浙江富阳，家乡在她头脑中的印象是“竹篱桃花”4个字，她不习惯北京的风沙，但在北京上学、工作。后来她到了东京，这个大城市中的绿色植物让她感到亲切:“东京并不是只有高楼大厦，也有很多古旧的民居，我喜欢在池袋附近转，日本人的居住区里都会供着地藏菩萨，摆着鲜花，你也不知道谁负责换那些花儿，但花儿从来都是新鲜的。”她在东京大学学生态学，“人类对森林的破坏已经不可逆转，许多森林都成了孤岛，因此就有了生态回廊的概念，意思是这些孤岛一样的绿地应该通过植物带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保证生物多样性。生态回廊也适应于城市，城市中的绿地如果都是孤岛那样一块一块的，也最好能用植物带连起来，这样，松鼠、鸟才能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东京好多人家会种柿子树，到秋天也不摘，黄黄的柿子挂在枝头，就是给鸟吃的，寺庙里会积攒雨水，那是给鸟喝的”。

　　她当年在北京读生物系，本以为只照料花花草草，没想到还要解剖青蛙。到日本读硕士，研究的是硅藻，一种常见的藻类，池塘、水洼，凡是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硅藻，研究课题是硅藻的种类和生态的关系，把硅藻当成一种生态指标，天天盯着显微镜看。但她最喜欢的是“绿地植物研究所”——“那是个小山坡，种满了山茶树，山茶是冬天开花，到了春天，地上就是山茶花铺就的毯子，那是多奢华的毯子，在上面走路或骑车太舒服了。中国城市里经常种大叶黄杨，其实像上海那样的气候，种大叶黄杨还不如种山茶和杜鹃。”

　　即便像她这样学生物的人，也不是能认识所有的植物和花，她用照相机拍摄左邻右舍的花草树木。每天买菜路过的一个小院，夏天要来的时候，开满各色的花，最吸引她的是一株豆科的蝶状花。她怀疑是“香豌豆”，上网查，果然是原产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香豌豆”，日文的名字唤作“麝香连理草”。她拍下了三叶草、白花紫露草、石斑木，即便是自沥青路面的缝隙中探出来的野草，也能寻得出身——那是十字科的“北美独行菜”，从家乡的北美大陆而来，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能看到。她去过日本京都的一些庭园，也去过桂离宫，她说:“那是一个行宫，但一点儿也不奢华，好多房子都是茅草屋顶，里面的池塘也满是苔藓。”她用照相机记录身边能看到的花花草草，发表在博客上并将之命名为“芳邻”。等她回到北京，站在21楼的阳台上，她决定把这个阳台布置成一个小小的花园。

　　“生物学的背景对养花的唯一好处就是破除迷信，好多人说养花要接地气，邻居就有人老要把花盆摆到楼下草坪上，搁上一天再搬上去。花儿生在地上当然好，它们的根能延伸出去很远，要是种在花盆里，根须就纠缠着在里面打圈，我看着也很难受。但是，花儿未必就要生在土地上。”章冬琴的花儿大多是无土栽培，用的最多的材料是蛭石，上面的小孔可以保留空气。“花需要呼吸，植物需要呼吸，老话说得好，是种子就要发芽。你给它适当的水、阳光和空气，植物就能生长。夏天的时候吃荔枝，发现其中一个核儿裂了，露出雪白胚芽，我就凑了7枚油亮饱满的大核，找个小碗用清水泡着，每日洗漱时顺手换水。五六日，棕色种皮便次第崩裂，探出嫩白芽尖，用茶杯装上蛭石颗粒，将发芽种子埋在表面，罩层保鲜膜，扎两个气孔，这就是迷你温室。三两天，幼芽开始伸展，去除保鲜膜，再过六七天，就长出叶子来了。再两周，叶片由粉红渐鹅黄渐碧绿，如果不是这一次种植，我不会知道荔枝叶子的样子，虽说是年年都会吃荔枝。”

　　她想起家乡的稻田，在种水稻之前，会种小莲花，学名叫紫云英，这植物烂在田里就能给水稻提供养料。她从网上买来紫云英和翘摇的种子，看着枝叶在风中摇摆，就和小时候看到的景象一样。“我原来不愿意修剪植物，但有些植物可能真的喜欢人来修剪，每次我在阳台上闻到薄荷的香气，就觉得应该剪下一片泡茶。植物和动物应该在一起才显得生气勃勃，我家里现在还是夏天的感觉，我养的黄蛉、草蛉、蛐蛐都在叫，蛐蛐是楼下抓来的，黄蛉、草蛉都是在花鸟虫鱼市场里买的，装在红木盒子里，每天喂苹果给它们吃，黄蛉能发出金石之声，草蛉的叫声又不一样，这些叫声都是雄性动物的求偶之声，有时候我想想也很残酷，把它们关在盒子里这么叫着。”

　　碗莲之下有小虾游动，鱼缸里有鱼，鱼缸换下的水是很好的浇花用水，鱼缸中可以不养水草，水面上可以种植物，植物的根系伸展到水中，恣意吸收水分与养料，同时也成为鱼的庇荫所，这样可以减少杂藻，净化水质。章冬琴说，感到难受的是鱼的死亡，游动到最后一丝气力也消散，它就侧躺着漂浮在水表面，鳃盖不再掀动，颜色也变得惨淡。“如果把死去的小鱼掩埋在土里，一段时间后，那上面的植物会生长得格外茂盛，因为逝者体中元素在另一生命体上重又开始运转，这或许是死亡对这个世界的最有效安慰。”她说，住在东京的时候，家门口曾经发生过一起车祸，现场清理完毕后，还有两件东西提示，一是警事厅寻找目击证人的告示，一是亲人摆放的花束，两周后，告示牌撤掉，表明已经结案，但花束还在，绑在电线杆上的空饮料瓶子里的花还是鲜艳的。两个月后，还有人换那里的花，一年之后她搬家离开，那个瓶子里还不断有鲜花。与之对比的是，2008年，她在北京目睹一起意外，死者躺过的水泥地面，被撒上了大片黄土，用以遮盖血迹。数天之后，北京大雨，黄土及血迹冲刷殆尽。她说她当时忽然产生个念头，想用Google地球看看2000里之外，那个路灯电线杆下的花儿还在不在。

　　甜比生活

　　周琳是“素年锦时”的老板娘，南方人，长得小巧，说话也轻柔。“你有没有试过在工作日的早上到市场上去？迎着朝阳出发，跑到大市场去看人生鼎沸，就觉得生活很有意思。看到各种蔬菜摆在那里，恨不能把锅背在身上。自己做饭是很有意思的，做甜点也是这样。看到蛋糕一点点膨胀起来，味道甜甜的，感觉很奇妙。”

　　她的店不太好找，开在北京CBD一栋大楼的7层，不临街，倒像是躲在高楼上。作为一家甜品店，这种选址可算冷僻。“我没有挑临街的房子，不想做成大工房，客人来了就能取走的那种。临街客人会多一些，但人流太多、太急促，这跟我的初衷又不一样了。”周琳说。她的店不大，厨房是开放式的，红色墙面上挂着各式器具，像个家庭作坊。店里的蛋糕都出自她之手，为了保持食物新鲜，只制作一天的量。店员们此时正在制作万圣节的姜饼屋，桌子和书架上都已经摆上了南瓜。

　　这已经是店里的第三次活动了。第一次甜点活动安排在中秋节，20多人围在这间小房间里做月饼。除了看到消息报名参加者，活动时又多来了一些。来的人中多数是女孩，“女孩们大概小时候都有过长大了开甜品店的愿望吧，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跑，开IT公司、做策划……捣腾各种事情。但我其实一直不太习惯那样的状态。最开始，我也觉得甜品店离自己还是很遥远的，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先生，生活际遇发生了变化，觉得工作也可以换换——生命中可以发生的东西都发生过了，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其实，我教人做蛋糕并不是完全教人做蛋糕，他们的创意可能会比我更好，我们只是提供工具。我希望大家能到这个环境里来放松”。

　　周琳说，她自己也是“业余”的。她的甜点制作是在美国学的，最初跟一些在家里开甜点班的妈妈们学习，后来又去参加各种培训课程。与许多甜点师比，她做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已经很懂得运用甜点的魔力了。“有一次，一个客人打电话过来给她的朋友订蛋糕，因为这个朋友对她很重要，所以她很谨慎。她说，‘我想要这样一款蛋糕——没有芝士、没有奶油、没有鸡蛋、没有坚果、要低糖……’她话说完，我就愣到那里了。这还是一个蛋糕么？我当时就在想，这会是怎样的一个客人？但我从她言谈里听出来，她其实并不是很了解蛋糕，所以就请她来店里。她来了店里，一进门就气冲冲地对我们说:‘是你们叫我来的，我就要我说的那一个。’她其实是个小女生，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大，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了。我让她坐下，把蛋糕一字排开，给她搭配上合适的酒，让她一个一个地尝。我说，‘你觉得哪个好，就带走哪一个’。她每一个都尝了，每个都觉得很好，我感到她一下子就放松了，说话也不那么冲了。”

　　在向她学习甜点制作的人中，也有用心得让她难忘的客人:“有一个男孩，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孩来学做蛋糕。那天很冷，下着雨，他到店里时候已经10点多了。我给他设计了不同的甜点，每个都有不同环节，头盘是怎么样，装饰是怎么样，每个都有一些说头。一周后，他跟我说，要学做提拉米苏，意思是‘带我走’，很浪漫。他为了这个跟我沟通了很长时间，到最后紧张到该说什么话都要跟我对台本。”

　　另一个做“甜蜜传播”的人，是一个名叫霍曼(Romain)的法国青年。他的家乡是法国西部的南特，那里靠海，出产著名的南特蛋糕和LU牌饼干——雨水亦十分充沛。今年是霍曼到北京的第7年。现在，他已经可以用中文写博客，发布甜点制作课程的相关信息了。他的全职工作是翻译，周末在租来的房间里给人上烘焙课，教授法国甜点的制作方法。教室在鼓楼东大街。

　　“我对教法国的东西很有兴趣。可我不喜欢教法语，我喜欢烹饪。这跟专业的烹饪学校不一样，学校需要资格证书，我现在还没有那个。”他的甜点技艺是从奶奶那里来的，“奶奶是职业的甜点师。每个周末，她都会在家里做一些蛋糕。我看着她做，跟着学。我记不清多大开始跟着做的，大概七八岁。在此之前，你不会对怎么做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蛋糕本身。”

　　来中国之前，霍曼在法国波尔多大学主修法国文学。普鲁斯特与玛德琳娜小蛋糕的那段著名论述，已经成为每一个既热爱法国文学，又热爱法国甜点青年的经典台词了，而罗曼谈的却是现实主义:“我更喜欢巴尔扎克，还有左拉。”

　　霍曼甜点教室从6月开始上课，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在他的电脑里，保存着第一次开课时候的照片。那还是夏天，不大的房间里挤了十几号人，气氛非常热闹。参加者两人一组，在一张桌上合作一个蛋糕。他们中多数是年轻女孩，有人显得手忙脚乱，看得出来是烹饪新手。“许多人对这种西方烹饪方式一无所知，有些学生连鸡蛋也不会打。我的课程只有两个小时，其中的40分钟要用来烘焙，时间有限，所以不能教太难的东西。我不敢说课程结束他们就能做很好的蛋糕，但他们会对怎么做有个大致的了解。”

　　“在中国我没发现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甜点——法国人说的甜点是就餐的最后一道，是每天都有的东西。每个法国家庭都会做甜点，但在中国家庭不是这样。来参加我课程的人，很少有人告诉我，他们会在家里做甜点。有一些人来参加课程，可能仅仅因为对法国的一切都感兴趣。他们因为好奇所以来了，但回家以后也许不会再做。这有些实际原因，比如原料、烤箱、工具，还有一些人也不喜欢太甜的东西。中国食物在法国也很流行，但大家通常也不会在家里做，这是一个道理。”

　　霍曼在第一堂课上教的是松露巧克力(chocolate truffle)。这是一道经典的法国甜点，口感比巧克力松软，因裹上可可粉后形似著名的松露而得名——与松露的昂贵难求不同的是，它是一道平易近人的甜点，制作简易，十分家常。“我用的是家传食谱，从奶奶那里学来的。巧克力类的甜点总让我想起奶奶，遇到高兴的事，她就做这个。”霍曼说，“我不会一个人做甜点，做甜点是为了跟人分享。甜点对我而言，是与回忆相关的。当然，我喜欢它们也因为它们美味。”

　　打盹儿咖啡

　　Nap Cafe，并不是人们常识里的咖啡馆，它是由zhuyi和dewpearl这两个ID在互联网上开的一个小店，不仅提供美味的烘焙咖啡豆，也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的区域，让同样喜欢咖啡、美食、摄影、音乐、手工等等的ID们来这里聚会。“为什么叫Nap呢？Nap就是打盹的意思，Nap Cafe就是一个在你觉得困顿疲惫的时候，可以让你小憩，让你的精神重新振奋的地方。虽然这个Cafe并没有名副其实地飘着咖啡香，有的只是我们的生活琐碎，五谷杂粮味，但我们自己倒也乐在其中。”于是，这里的ID们也都欣然地称呼自己为“Napper”。

　　“Nap Cafe和其他咖啡馆的最大不同就是，这是我和dewpearl开的，我们喜欢这样小而美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zhuyi和dewpearl是住在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丈夫朱怡是个四川小伙儿，开朗健谈，妻子纪荣看起来文静内向。两个人的名片一左一右拼在一起便是一株结了咖啡果的树，调换个位置又会看到一杯润口怡心的热咖啡，所以缺了谁，Nap都不能够完整。

　　“对我而言，喝咖啡是每天早晨的一个习惯。两个人一起生活后，老公开始跟我一起从咖啡开始一天的生活。喝咖啡，可以是简单的冲泡一袋速溶咖啡，也可以用法国压轻压一壶新鲜研磨的咖啡豆。其实都花不了多少时间，但其中滋味却是天壤之别。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追求速度，却要以质量为代价，慢一点，从容一点，享受也就更多一点。喝咖啡也不需要你去刻意讲究怎样的情调，个中滋味在于你自己的调配。”原本就是咖啡爱好者的朱怡和纪荣，在某次旅行途中，迷上了一个气质独特的咖啡馆，于是开始在心底有了一粒萌芽。2006年结婚后，为了结束朱怡在北京、上海之间奔波工作的状态，他们一起辞了职，全身心投入到渐已成形的Nap Cafe上。然而他们没有开店的打算，而是选择了在网上销售咖啡豆。因为能在市场上买到的好咖啡豆既少又贵，而他们对咖啡的品质十分敏感，品评不同咖啡豆之间的细微区别，更是两人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乐趣。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顶级咖啡豆就像该国的国鸟极乐鸟一样漂亮而珍贵，风味浓郁，香气悦人，没有药草味或是土质味，它的质感如同凡高的画一般浓烈醇厚。”“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啡咖啡好似苏州的小家碧玉，虽身形娇小，却是温婉秀气，甜美可人。中度烘焙下耶加雪啡有着独特的柠檬、花香和蜂蜜般的甜香气，柔和的果酸及柑橘味，口感清新明亮。”“哥斯达黎加SHB咖啡豆给人的感觉像听Flamenco，明亮的节奏让人感觉热烈真挚的同时，又带着一丝酸楚的柔情。”“如果你是第一次尝试也门马塔里摩卡，那将不啻于一场艳遇。它复杂多变，不同的烘焙程度会带来不同的风味，总是给人惊喜。扑鼻的酒香浓郁而诱人，莫可名状的辛辣刺激而特别，尾韵的一丝巧克力味香甜而让人回味。马塔里摩卡简直就是一个完美情人，让人欲罢不能。”

　　Nap Cafe逐渐走上了正轨，也赢得了一批铁杆的Napper，朱怡和纪荣的心思开始活动起来，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实体的铺子，好让网络上的ID们有机会闻到现实中的咖啡香呢？于是，2007年6月，长乐路弄堂里的生活咖啡馆开张了。老洋房三楼的铁门就像是一道童话里的魔法门，推进去，“杯子在唱歌，豆子在跳舞，磨豆机打了个哈欠，满屋都是咖啡的香”。这是纪荣为Napper们致的欢迎辞。这里被定位为“体验式咖啡馆”，向气味相投的朋友和其他慕名前来的咖啡爱好者开放。在这里，Napper们不仅能找到自己最钟爱的咖啡口味，还可以跟着纪荣学做各种精致美味的下午茶点，DIY的手工活动也让众人趋之若鹜。很多上班族都喜欢趁午间休息的机会跑进来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打个盹儿”。“原来看《老友记》，觉得一帮朋友老是在一家咖啡馆里混着话家常感觉真好，而且笑话真多，生活真开心。现在在Nap，发现自己咖啡店里不也是在天天上演‘老友记’么。其实原来大家也都不认识，但来的次数多了，也就都认识了，而且，还都挺有才，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开心。”放在店里的十几个Muji的大本子，被Napper们富有想象力的绘画和留言填得满满当当，而每一次翻阅，都会给纪荣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虽然Napper们对生活咖啡馆津津乐道，但是朱怡却坦言:“其实生活咖啡馆是我们走过的最大一段弯路。”自从有了实体的店面后，最让他们烦恼的是，精力的分散，让他们没有时间再去钻研各种食材的细节，而那也是他们真正爱好的。“组织一次活动，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去策划、准备。比如圣诞节期间的一次制作姜饼屋活动，我事先要在A4纸上设计好所有的房屋组件，这样可以让大家按照图纸去制作，并且一次性送入烤箱，提高效率。这些都很费心思和时间。”

　　资深Napper“于是”有话要说:“简而言之，我觉得很多人是误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或者说，误解这种生活方式的，谓之打盹也好，小资也好，日式韩式也好……都是名目在蛊惑人。我看到的他们的生活，是相当翔实具体的，蛋糕要一分一秒地烤，花草要每天浇水施肥，咖啡要精心耐心地过滤，是非常踏实的。”去Nap Cafe去得最勤的btr也有同感:“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打盹生活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种生活既懒，又勤劳；或者这样说，他们很勤劳地懒着。这种打盹生活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不功利的，很无用的。”

　　现在，Nap Cafe已经全部搬到了南京西路静安别墅，转为私人工作室的性质，不再对外提供咖啡饮品，但是网上的咖啡豆业务仍然继续，和Napper们的交往亦不曾停止，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用定期开设咖啡课、红茶课、点心烘培课的形式邀请大家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做客。“我们仍然会从一杯黑咖啡中，去体验生活的美。”■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9期

◎  阿兰•德波顿/著    俞力莎/译



        我到剑桥大学是在1988年的秋天，那时我18岁，表面上是为了开始攻读一个为期3年的历史学学位，但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两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女孩(我想起了那些戴着眼镜，神情有些忧郁的女孩，她们会在听到巴赫《B小调弥撒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时流下眼泪)，以及另一个更为虚幻的概念——创作。

       我由衷地希望避开其他可能的事，我对传统观念上的牛津或剑桥生活并无兴趣。我可不想重温伊夫林•沃小说里透着简朴、禁欲主义色彩的情景，我被许多学院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弄得很压抑(与此同时我却很崇拜任何1780年之前的建筑)。而且，受邀在贵宾席上和学术老顽固一起吃过熟的肉排，也不见得有什么吸引力。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发现，“英国风格”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是灰暗的，保守的，令人消沉的。来剑桥的前一年我曾在巴黎游玩，那带给我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导向。我想在一种现代性的氛围中呼吸，就如阿波利奈尔、毕加索、马蒂斯、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所设想的那样。我喜欢普鲁斯特，埃里克•罗麦尔的电影，阳光，橄榄树和尼采。
        
        结果，在剑桥就读的正式理由就成了最令人失望的一条。历史学学位要求你在智识、经济和政治的历史中选择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研究，但是对于历史学的目的却没有给出一个整体概念，似乎没有兴趣向学生灌输关于过去的全面知识。在某一学期，我研究了19世纪英国农业的发展，再一个是意大利的统一，第三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但这种具有灾难性的历史学士学位，确实也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它既不是很难，也不太耗费时间。大学的一学期只有8个星期，唯一的要求是用一周时间完成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是特定的，由导师在一个小时的辅导课上布置下来。除此以外，没有必要上课、参加研讨会，也无须面对任何考试，直到第二个学年为止。

        因此，我有能力自学(这总是最好的选择)，借助于大学图书馆和一个在赫弗书店的账户，我父母同意为这个账户付钱，不过后来他们就为当初的慷慨后悔了。我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被动地进行阅读，而是要进行一个困惑了我好几年的探索，即探索如何“表达自我”。我不知道这需要什么，但我知道我想说点什么，虽然并不确定那会是什么，以及它可能如何被表达出来。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愿望，并小心翼翼地不与任何人分享。然而，在阅读某些书籍时，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所欲之言。有些书虽然是他人所著，却清楚地表达出了我内心的想法，它们似乎比我还了解我自己。阅读它们既能够为我提供宽慰，这种宽慰来源于对某些棘手状态的洞察，又可以为我提供一个也许某天我也能书写的范例。按照时间顺序，我在大学期间阅读过的作家包括劳伦斯•斯特恩、艾利亚斯•卡内蒂、帕斯卡尔、埃兹拉•庞德、普鲁斯特、蒙田、司汤达、拉布吕耶尔、拉罗什福科、尚福尔、沃维纳格、罗兰•巴特、契撒雷•帕维瑟、西里尔•康诺利、托尔斯泰、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米兰•昆德拉、尼科尔森•贝克、以赛亚•伯林、齐奥兰和马基雅维里。

        回顾这个名单，我意识到自己主要在寻找的是一个适当的文学形式。我知道自己想要写作，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知道这一点：想要写出像19世纪的狄更斯、萨克雷或乔治•艾略特那样的小说，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对讲故事有兴趣，而是想要分析困扰我的某种心理状态。但我也不想在一个完全抽象的文本里进行，我曾经浏览过英国分析哲学的著作，并很快发现我并没有从中感到自如。此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法国“道德家”上，此类作家将对普遍化问题的兴趣与对特性的敏感结合在了一起。

        我在剑桥的时候写得不多。我一直在做笔记，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攒了25本，里面写满了我自己的评论和对其他作家的引用。我常常觉得某些句子可能会成为整本书的开端，但是我无法看到更广阔的画面。回想起来，它们帮我储备了许多好想法，我到现在仍然能在其中找到启发性的话语。

        至于女孩，就如我的历史课一样，我希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尽管如此，巨大的附带好处还是从这种失望中涌现出来。古斯塔夫•福楼拜总结得更好。某次他向路易斯•克莱特解释，如果在18岁时与一个女人幸福地坠入爱河，那么他后来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又或者，如普鲁斯特指出的那样：“一个我们爱着的又令我们痛苦的女人，能够诱发我们产生的喜怒哀乐远比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天才所带来的更为深刻而生动。”

        结果表明，戴眼镜的、爱好巴赫的美人(如果她们摘下眼镜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要么就是在1988~1991年没有大量地存在于剑桥，要么只是因为她们品位绝佳而不屑于进入我的视线。我曾经历过一连串徒劳的追求，伴随着相当大的痛苦：这激发我去读得更多。文学与失恋之间有着深厚的姻缘，当我们经历后者时(在床上吃巧克力，在凌晨3点哭泣)，我们最能够被前者所吸引。快乐对身体有好处，但忧愁更有益于书店——以及文学的生存。
 
        当我在剑河畔第一次读到《少年维特之烦恼》，立刻感觉到了亲切感。绿蒂就是克莱尔(她住在走廊另一端，研究微生物学，留着中分的栗色齐肩发)，阿尔伯特则是罗宾，一个她寻找了3年的经济学家——如果有人需要的话，这就是关于小说非凡力量的证据，它们不仅将自身塑造成形，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

        维特的吸引力，部分在于他对自身的激情怀有难以想象的认真态度。这个年轻的德国人缺乏对希望、讽刺和天生幽默的任何感知力。“毫无疑问，唯一使人类生命在地球上变得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是爱。”与绿蒂聊天归来后，他忍住盈眶热泪郑重宣布。他的日记中充满了类似的内容：“她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所有的欲望都凝滞在她面前。当我和她在一起时我从来意识不到我是谁，因为我的灵魂似乎在每一根神经里跳动。”——当我自己的日记处于滑向感伤的危险中时，阅读变得令人安慰。

        在剑桥的整个期间，我曾担心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我并不认为毕业后就需要一份职业，部分是因为我可能意识到自己并无兴趣追求一份平庸的职业。我感兴趣的事自始至终是要找到正确的文学形式，这个计划令我比在其他状态下更加自我专注，更加自省。我怀着某种遗憾和幽默感回忆我在剑桥的时光：那几年并不安逸，我对自己深寄厚望又充满不安全感。我从未想过要重温那段岁月，但我同样能理解，所谓自我成长就是一个磕磕绊绊的过程，而身在剑桥的日子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